由于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，曾在各种的“运动”中都处于一种被批判、被改造、 被“整”的地位，更由于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惨的故事，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：在
由于知识分子在毛体制下，曾在各种的“运动”中都处于一种被批判、被改造、 被“整”的地位，更由于为人们普遍熟悉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悲惨的故事，这样一个印象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：在毛时代，知识分子的写作、言说不仅经常被压迫、被禁锢，而且他们的才华、热情和创造能力也大多被挤瘪压干，一个个都成了被动的、机械的“齿轮和螺丝钉”——总之，那是一段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受难史。使这一印象不断得到印证的事实是：许多“受难”的故事都是有亲身经历的知识分子自己讲出来的。于是 ，它们就成为无可怀疑的历史。
丁玲的小说如同她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一样，是中国现代文学还不成熟、正在蹒跚学步的典型表现(当然这种学步是在发生着巨大社会变革的环境中进行的，充满 了种种干扰和艰险)。然而，除了很少数的研究者对她的小说“缺乏多样化和复杂性” 有所批评外，文学史家和大陆的批评家们对丁玲的作品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，无论是其“思想”还是“艺术”。但是只要把丁玲的作品拿来和1985年之后出现的任何一 个作家的小说略作比较，就很容易看出前者的浅陋和粗糙。应该公正地说，这种在小说叙事技艺上的幼稚并不一定是丁玲的才能不够，而更多是时代的局限。只要想一想 那时候距新文学革命的发动才二十余年，我们也就自然不能对那个时代的写作过于苛求。何况，其间前后还毕竟出现了鲁迅、萧红、张爱玲等几个大手笔，他/她们写作上的早熟大约是永远不能给予清楚地解释的奇迹。
丁玲，原名蒋玮，字冰之，湖南省临澧县人。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临澧县西乡黑胡子冲。少女时代先后在桃源、常德、长沙等地读书，曾与向警予、杨开慧同学。1922年，毅然离开家乡，闯上海、走北京，上下求索，寻找革命道路，探索人生真谛。1928年春，小说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发表后轰动文坛。随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，成为鲁迅旗帜下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。1931年2月7日，丈夫胡也频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。不惧严重的白色恐怖，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任左联党团书记、《北斗》主编，创作出版《韦护》《水》《母亲》等作品。1933年5月，遭国民党特务机关绑架，幽禁南京，在党组织的帮助下，1936年秋逃出牢笼，奔赴陕北苏区。1936年11月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欢迎。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、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、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、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主编、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。创作了《彭德怀速写》《新的信念》《我在霞村的时候》等一批重要作品。1946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参加土地改革，1948年写成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后荣获斯大林文学奖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丁玲走上繁忙的文艺工作领导岗位。先后任《文艺报》主编、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、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、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、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等职，在紧张工作之余，发表了大量的散文、评论、小说作品。积极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，热心扶植文学青年，提倡作家深入生活，讴歌时代，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。20世纪50年代中期遭受错误处理，度过20余年艰难岁月，但从未动摇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。1979年春重返文坛。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兼文化组长、中国文联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。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积极维护社会主义文艺方向。不顾年高体弱，多次出访，勤奋创作，创办并主编《中国》文学杂志，一如既往地热情培养青年作家。
其实，从丁玲的创作生涯中，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轨迹。她的创作是新文学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是，丁玲从来不是关在书斋里醉心于象牙之塔艺术的作家，她始终把文学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，始终自觉地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。从丁玲的许多作品里可以看到，比起“作家”，她更喜欢“战士”的称号。
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，她曾勇敢地走向十字街头，参加并组织左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；曾奔赴抗战烽火前线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、为创造新的人民的文艺倾尽心力；曾担任文艺领导工作，为培养青年作家、开创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积极奉献；即使遭到厄运，承受着冤屈和痛苦，仍执著地在底层生活里寻找人间温暖，在艰苦的境遇中坚守着信念；复出以后，面对新的形势，发表了许多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和理论批评文字，坚定而清醒地坚持党和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文艺方向。在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，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，丁玲强调说：作家的思想感情一定要符合党和人民的要求，要和人民群众的意愿融为一体。她的行动和她的作品一样，都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。这也正是丁玲的魅力所在。
